“如果反顧我個人的經歷，我其實感覺我和改革開放40年是密切關聯的。”道同資本創始合伙人、永續自然資源保護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張醒生說。
1978年，對于剛從大學畢業的張醒生而言，就像一道時代分水嶺。
1978年之前的他，受制于成分的限制，從紅五類革干子弟到“反動”黑五類，命運被動的隨著身份地轉變而改變，隨波逐流。
1978年之后的他，則開啟了主動掌控的人生，從國企骨干到跨國公司高管，再到美國上市公司CEO，他完成了職業經理人的蛻變；而從企業到公益組織，再到創業成立投資基金，他完成了自己想要的生活的轉變。
他說，自己做的事情，從某種意義上講，都是隨著時代轉變而轉變，跟著時代前進在前進，因此，這40年才沒有被時代甩掉。但實際上，每一次的轉折，都是他主動轉向，而每一次選擇都踩在時代的脈搏之上。
與改革開放共同前行40年的張醒生，依然忙碌著。白天處理跟商業有關的事兒，晚上或者周末處理公益方面的事情。
在張醒生看來，之所以能夠與馬云、柳傳志、馬蔚華等諸多大企業家一起同行，主要是因為大家都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同行者、貢獻者和受益者。
他說雖然有時候也會累，但是累也是一種快樂。
因為，他參與的五六個公益組織中，有來自不同領域的人，與這些在各自領域里有專長的人聚在一起，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也因為，要做的公益事情太多，你永遠都不嫌錢多。
《公益時報》：公益和商業，您的經歷看似不相干，卻又感覺有章可循。您如何評價自己這一路走來的歷程？為什么會在兩個行業里奔波？您在做選擇的時候看重的或者說吸引點是什么？
張醒生：1978年，我剛從大學畢業，在北京電信管理局上班。但那時候的身份是工農兵學員，知識面不寬。70年代的生活節奏也很慢，一天下班后，我推著自行車和師傅在長安街上邊走邊聊天。當時廣播里正播放著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中國要改革開放了，要搞十大建筑，十大石化基地等等。來開會的大巴穿梭在街上，當大巴車在我們身邊走過時，那種轟隆隆的響聲，就像一種時代感撞擊你的心靈。師傅說，你看中國要搞這么多進口，一定得用外語吧。師傅學俄語出身，想繼續學俄語，而我覺得英語用途更廣。沒想到就是這次聊天，我的命運從此開始有了改變。
因為自學英語，我迎來了人生的兩次選擇，兩次選擇的標準都是三項要求：大學生，會外語，年齡在30歲以下。
第一次在1981年。國家要選派訪問學者到海外留學，有6個名額，100多人報名考試，我以第6名的成績入選，并作為預備出國人員被送到北京語言學院去做外語強化培訓，這使得我在80年代初期，就掌握了一門跟外界交流的很強有力的工具。
第二次在1985年，國家要培養“第三梯隊”后備干部。雖然在當時出國進修有著巨大的誘惑，但我認為中國正在高速發展前進，機會更多，因此還是選擇留下來。就這樣，1985年，我就被作為部委第一批提拔的年輕處級干部上崗，負責海外的合作。
“不會不回來吧？”領導這樣問，“放心吧！”我如是答。
每次出國之前，都會有以上的對話。在80年代，一般不允許單人公務出差出國，要求團組出國。但是由于執行一些緊急國際任務，有時候會突然一個人帶著一堆現金就飛走了。我有一次帶了兩萬多美金飛中東，這在當時不是小數。那時候也確實有一些人卷了國家錢就失蹤了。
所以從80年代這個脈搏點上，我基本上就是踩上改革開放的點，而并不是因為我自己有什么特別的。
1989年，由于一些外部的情況，我在政府部門工作的狀態有所變化，而此時再回到出國留學的道路上又晚了，所以決定改變身份去跨國公司。因為我堅信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跨國公司在中國一定會有更好地發展前景。所以在1990年的元旦，我正式加盟愛立信，一干就是13年。
整個90年代，是跨國企業在中國發展突飛猛進的10年，大量的跨國企業帶著資本和品牌、人才進入中國。雖然90年代也出現了中國民族企業的萌芽，但是基本上主體經濟還是跨國公司和國有企業的天下。
這個時間點加入跨國企業有兩個比較好的點，一個是，跨國企業一旦決定本地化，對員工、對管理人的培訓是非常舍得投入的。在這10年里，我完成了MBA的課程，也去牛津大學、MIT等名校進修。
另一個是，跨國企業是全球最早應用互聯網和應用整合信息管理，所以關于處理問題的思維、處理問題的有效性、復雜問題如何化繁為簡等管理方式，對自己工作效率的提高和能力鍛煉，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也是在這里完成了跨國職業經理人的蛻變。
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后，我看到了一個方向，就是中國的民營企業在迅速崛起，未來的中國經濟，民營企業一定會登上大舞臺成為主角。所以我在愛立信成立了本地合作部，和中國的一些已經和即將崛起企業進行接觸交流，支持他們成長，或者跟他們一起成長。并且主動組織他們組團去北歐深入考察，體會北歐幾國企業核心能力、小國大公司的發展經驗。現在很多著名的企業家，如陳東升、郭為、王中軍等那時企業規模還不大，但成長迅速，他們都參與過我組織的考察。
到了2003年，我深刻地感受到未來的世界，將是移動互聯網的天下，像愛立信這樣百年老牌的企業，雖然已經輝煌了100多年，但是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一大批類似的百年企業，將可能被歷史淘汰。所以在2003年，我離開愛立信，參加到中國第一個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公司亞信，并且從事的軟件是中國互聯網的骨干網絡。
在我自己40歲時，我定了一個小目標，就是50歲退休，做自己愛做的事，把時間留給自己，把空間留給自己。
2005年7月，我從亞信集團總裁兼CEO職務上退休，不再坐班，開始了一段自由時期，本以為就這樣度過余生。
但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刺痛了我，看到的是天災，更多的可能是人為的因素。因為那個地方本來不適合建大規模的工業基地和稠密人口區，可是2008年的時候，人口已經非常密集，損失巨大。我當時不僅積極捐款還主動承擔汶川大地震的救助項目，到了現場以后，感覺人在大自然面前，實在太渺小，所以一旦我們把大自然的平衡破壞，大自然一定會懲罰。
此時出現了一個需求，全球最大的自然生態保護組織——大自然保護協會（TNC）希望以中國為中心和總部成立一個包括大中華地區、中國周邊的蒙古、朝鮮半島、日本和東南亞地區的新區域——北亞區，TNC通過我商界的好朋友找到我，希望我能夠幫助TNC完成這一目標。一方面，是因為大自然保護協會自1998年進入中國后，做的不太大，局限于云南、四川等一些邊遠地區，急切地希望能夠在中國獲得發展。另一方面，過去TNC用來保護中國生態資源的獎金，都是美國人出的，現在是時候中國人應該站起來，為自己的家園貢獻力量。所以我也很有感觸，覺得這真是一個時代要改變了，中國人應該站起來。
我跟大自然保護協會（TNC）的全球管理層達成一個協議，幫他們做完三個事兒之后，再去做其他的事情。
第1，中國人用自己的錢來保護中國自己的大自然，如果可能的話，中國的資本還可以輸出到全球，來保護全球的大自然；
第2，提高大自然保護協會在中國的知名度；
第3，要建立一個強大的本土機構和成立TNC中國理事會。
我給自己定了一個五年期計劃來達成目標。這五年中，我組建大自然保護協會的中國理事會，請到包括馬云、柳傳志、牛根生、田溯寧、吳建民、周其仁等幾十位中國最著名的商界領袖和學者。這些商界領袖和學者本身也都是公益行動的熱心參與者和生態保護的積極貢獻者。每個人都能夠出資、出力、出資源；此外，請馬云出任大自然保護協會第二屆、第三屆中國理事會的主席和大自然保護協會全球董事會的董事，馬云對自然生態保護有內心的激情。
2013年，受《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影響，很多企業家成立了公益組織。在完成資金與品牌的兩個目標之后，我也改換了身份。2014年，我組建了兩個投資基金，用于投資新興的產業，希望能獲得比較好的收入，能夠繼續支持公益慈善事業。第二，我發起了永續自然資源保護公益基金會，開展了恢復中國曾經的主要淡水魚類品種——大馬哈魚（Chum Salmon，駝背三文魚）。
經過40年的階段性變化，我其實全是跟著改革開放的時間點。
突然想學外語，然后趕上國家要提拔出國人員和第三梯隊干部；90年代正趕上中國的開放力度擴大，坐上了跨國公司的大船，趕上移動通信高速發展的階段；2000年后移動互聯網到現在方興未艾，繼續的高速發展，我又坐上一艘移動互聯網的船；2008年，生態環保成了中國很重要的事情，習總書記提出“不管金山銀山，都是綠水青山”，國家生態環保政策的調整，成了國家的Number One。某種意義上，我做的事都是跟著時代轉變，成了一個隨著時代而弄潮的弄潮兒，因此我才覺得這40年沒有時代甩掉，而跟著時代前進。
《公益時報》：此次參加公益年會，您是以企業家和公益組織帶頭人兩個身份參與，可見您對兩個身份的認同，不知道您如何理解這兩個身份？工作中又是如何轉換的？您是以企業家的視角在做公益，還是以公益的視角在做投資？二者的視角有什么不同與相通之處？
張醒生：首先，在管理上，兩個身份并不矛盾，都是對人的管理。在商業機構也好，在公益組織也好，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組織中的人，對人的管理。但是中國的公益組織比較艱難，并不是取決于人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國家規定公益組織中人員成本支出不得超過公益支出的10%，所以就限定了優秀人才進入公益組織。比方說在大公司拿著幾十萬到幾百萬年薪的人，除非他有理想，放棄高薪，到公益組織來拿每年十幾萬的年薪，天壤之別的差距，這是制度的問題。
但是，我相信在未來的發展中，隨著國家的放開，這些限制也會有所改變。尤其像現在，私募公益基金會如雨后春筍般地成長起來，他們能不能招聘到更高級的人才？國家可不可以對私募基金會有一些不一樣的規定？我覺得這個趨勢已經出現了。公募基金會拿公眾的錢，你來控制，我們不反對，但是私募基金會、家族基金會，拿自己的錢來干人民的事，國家不應該一刀切。
其次，目標管理。很多公益組織最關鍵的問題，沒有把做商業機構的目標管理，納入到公益組織中來。很多機構就是大家都奉獻愛心，都挺熱情，但是干完了以后，能不能離目標更近？在商業機構中，已經很成熟的辦法，在公益組織中完全也可以做到。把行動分解下變成可執行、可度量、可檢測的商業目標，也就能實現。
《公益時報》：在環保領域這些年，您與這么多大的企業家合作，如何做到的？
張醒生：首先，公益的事情肯定是大家一起做，做投資就不一定能找到這么多人一起做。其次，我自認為在公益領域，算有信用的人或者有口碑的。我從事的公益行動，一定有結果。比方說，2000年開始保護青藏高原的藏羚羊，當時被盜獵分子殺的只剩下幾萬只，現在已經恢復到三四十萬頭，真正擺脫了瀕危。我參與發起的不吃魚翅行動，經過兩年努力，國家出臺規定，禁止魚翅出現在公務員宴請中。這些讓大家看到，我推動的公益事業或者是環保事業一定要有結果。
每次跟大家談之前，我會告訴大家我們要做什么，希望能做到什么樣。比如發起永續自然環境保護公益基金會的時候，我告訴大家，第一個公益的行動就是要恢復中國已經快要滅絕的大馬哈魚，而中國曾經是大馬哈魚也就三文魚在北太平洋最主要的一個國家，但現在大馬哈魚在中國已經快滅絕了。我告訴大家，未來這可能是解決中國有機蛋白質供應最重要的一個公益行動。因為大馬哈魚不需要人養，只需要保護好它，三四年后，它就會從白令海峽自然回到生于斯長于斯的江河，而且不需要任何人工飼料。所以我給大家定目標，就是八年或十年之后，我希望看到中國的大馬哈魚，在中國的江河里能夠大規模地得到恢復，重現“瓢勺魚”的盛景，從而逐步成為中國可持續發展的有機蛋白質提供源。
《公益時報》：那您在選擇企業家的時候更看重她們什么？
張醒生：企業家本身就應該具備一些公益心，而且有參與公益的積極性。現在每個企業都會有企業社會責任（CSR）方向或者行動，我們等于再提供一個渠道，讓他的企業社會責任能夠得到落地，可以把保護的成果變成自己企業社會責任的一個表現。
《公益時報》：改革開放40周年，環保話題逐漸進入公眾視野，政府也將環保納入政績考核，根據您這些年從事公益事業的經歷，您覺得有哪些改變了，哪些還需要改進，哪些很難改？
張醒生：現在在家要喝桶裝水，出門要喝瓶裝水，這實際上是非常危險的一個生活狀況。城市周邊的農村，周邊的河流基本上都被污染了。
還有空氣污染，前兩年開始的大規模空氣污染治理，有所改善，但是今年又不得不讓位于經濟下行的壓力而有所縮減，指標有所調整，之后北京的霧霾又卷土重來。
所以環境保護、生態保護是一個特別艱巨的任務，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只有使生態環境保護成為治國大略之一，生態自然環境保護才能夠得到更好的發展。很高興地看到，最近幾年中國的基本國策已經包含了生態文明內容。
現在我們看到，PM2.5的影響，水的影響，土壤的影響，已經使得無數的年輕人投身到這個領域進行改造。所以，新的創業很多將繼續會在移動互聯網領域，以及即將到來的5G物聯網里，同樣，我一點不懷疑，未來的5到10年，中國在環境保護和生態保護領域，會出現一批非常棒的企業和非常棒的人。
中國新生代，尤其90后和00后，他們對于環境的敏感度，比老幾代人要強烈得多，因此這是一個社會運動。我感覺中國正在出現一個綠色的社會群體，這個群體將會影響整個中國的社會生活，乃至某些社會結構。
《公益時報》：《慈善組織保值增值投資活動管理暫行辦法》將于2019年1月1日正式實施，您覺得這對公益組織的發展會有怎樣的影響？從投資角度對于公益組織的增值保值有什么建議或者途徑？
張醒生：我覺得這是一個特別好的事情。公益組織可以把趴在機構中的善款，爭取擴大，讓這些善款也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是，會帶來一個非常大的挑戰，就是該怎么做？
公益組織通常不具備投資和增值保值的專業人才，而且，我個人覺得，中國在過去的5到10年，有很多家族引入了家族辦公室這種模式，迄今，我沒有看到幾個成功的，因為真正專業的投資人員很難聘，開銷收入都不菲。很多家族辦公室請個年輕人打理，既沒有獨立的投資經驗，又沒專業團隊的支撐，結果就是投一些風口，所以我看風口后面，有很多都是這些零零散散的一些家族或者個人的資金被“跟風投入”，風口一過，慘不忍睹。
2019年的新規定出來之后，公益組織該怎么辦？
我認為，應該出現真正的“社會影響力投資”專業機構，由可信任的社會影響力投資機構來掌管公益組織的錢，讓公益基金會集中精力作公益，手中有限的資金可以增值擴大做更多的事。
因為社會影響力投資基金通常投的項目，既要有很好的商業回報，也有很好的社會回報，這樣的企業往往能走得長。因為他正向社會影響會使得社會對他的員工、組織和老板的美譽度更高。所以在國際上，社會影響力投資現在已經成為一個潮流。
我正在參與組建中國第一支較大規模的社會影響力投資基金，請最專業的人來打理中國這些公益基金，保證資金的安全并且得到很好的回報，而且對社會有更好的影響。重要的是社會影響力投資中，所投的企業是有高社會回報，同時又要有相當好的商業回報。
否則的話，公益組織就永遠處在一種乞討者的角色，跟人家要錢。
洛克菲勒家族在100年前就已經做出范例，洛克菲勒家族，把財產捐出來成立洛克菲勒基金會及投資基金，然后每年按照美國規定投資收益中的5%撥付公益基金，做公益的事兒。投資基金投的規模越大，回報越好，公益基金獲得的資金越大，這已經證明是非常成功的。
《公益時報》：您本次的演講主題是“從CSR到影響力投資，以商業思維撬動公益事業新發展！”，可否簡單講下您的主要觀點？
張醒生：過去，投資和社會影響力往往是分開的，在公益領域，公益組織不斷去請出資人出錢，做社會的好事；在投資領域，投資基金則是不斷地出錢繼續擴大被投企業的規模，從而獲得利潤。
但是現在全球的一個趨勢，能不能把這兩者結合起來。也就是說，投資者在投資的時候，就對被投企業能夠給社會造成的影響進行評估，如果這個被投的企業能夠創造好的商業回報又能夠帶來巨大的社會好處，我們稱之為正向社會影響力，這樣的企業就會被社會影響力投資基金關注并投資。
比如，比爾-蓋茨和李嘉誠在幾年前投了一個人造植物牛肉（Impossible Food），既解決了大規模飼養牛所排的甲烷對氣候的影響和對草原的影響，又不影響營養和口味，既有環境的挑戰，又有人類對于未來食品的挑戰，這樣的企業就是非常好的社會影響力投資項目。目前其產品已經在全球推廣，是非常好的范例。
社會影響力投資會引入一個新的評估標準“影響力系數”，而且是經過科學的論證的。未來，只有社會影響力的指標評估合格了的企業才能夠被投資，也就是說，只有這樣的企業才能夠影響社會走向一個越來越好的方向。而我今天看到，中國有大量的投資是不符合的，風口來了，豬都能飛，最后發現豬真的沒飛，砸到地上全是垃圾。
《公益時報》：對于即將舉行的2018中國公益年會，您有什么樣的期待？您希望中國公益年會成為一個怎樣的平臺？
張醒生：伴隨改革開放40年，中國的公益事業發展也發生了巨大變化，現在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所以《公益時報》舉辦這么一個大會，一定會成為公益組織以及弘揚公益精神的一個大平臺。我期待這個大會對于推動中國公益事業的發展，號召更多的人參與公益事業，弘揚中國社會的公益心，能成為一個非常好的推動。
- END -
作者/ 于俊如 責任編輯/ 高文興 排版/ 吳麗萍 公益時報原創內容
